武汉蛇山南麓，黄鹤楼东，一座红砖红瓦的建筑掩映在葱茏绿树之间，武汉人习惯称它为“红楼”。
红楼（全景）被包裹在城市的绿色丛林里，不远处是黄鹤楼和长江大桥。
红楼历经百年激荡，曾是清朝的湖北谘议局，也曾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军政府，又曾是第一届中共湖北省委的办公地。
如今，红楼是一座博物馆，它承载着革命先辈“敢为天下先”的英雄血脉，典藏着这座城市、这个国家的一段集体记忆。
走进红楼
2000余年封建帝制在这里终结，共和纪元在这里开端。
115岁的红楼，坐落于武昌区阅马场，这里曾是武昌城的中心，明清时期是练兵演武、操练马术的校场。
红楼正面，前方立有孙中山雕像。
红楼的名字来自民间。武汉文史学家刘谦定介绍，其建成之初，就因红色外观被民众称为“红楼”。93岁的首义后裔邱耀先则称，新中国成立后，红楼的名字才被广泛使用。
红楼大门外矗立着一座孙中山先生雕像。他身穿马褂、左手持杖、右手执礼帽、目视远方。1931年，雕塑家江小鹣设计建造了这座雕像，2008年被列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。
孙中山雕像（近景）。
严格来说，红楼并非一栋楼，而是一个建筑群。它原为清末清政府为“预备立宪”设立的湖北谘议局局址，由办公用的议场和生活用的议员公所组成。从高空俯瞰，是一个规整的院落。
院落大门左右有两间红色碉堡样门房，中间黑色铁栅栏大门庄重森严，两侧门柱上分别悬挂“辛亥革命博物院”和“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”的牌子。
游客在广场上拍照留影。
1981年，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在红楼建立，馆名由国家名誉主席、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及战友宋庆龄女士题写。2011年，武汉市为纪念辛亥革命·武昌首义100周年，新建辛亥革命博物馆。2022年，分列首义广场南北两侧的两馆，合并为辛亥革命博物院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）。
武汉红楼鸟瞰图。
大门两侧挂着两面“九角十八星旗”，这是武昌起义革命旗帜，九角象征华夏九州，十八星代表清末汉地18省，旗帜象征18省人民团结和铁血的革命精神。
《武汉市志》记载，旗帜设计者赵师梅在武昌首义中任秘密交通员，由于军功卓著，被授予甲等功勋。再后来，他投身教育，成为我国著名的电机工程教育家。
院落正中，一栋红砖红瓦、庄重典雅的两层楼房是主楼——原谘议局议场。楼体砖木结构，楼顶正中矗立方形望楼，远观呈“山”字形。门楣上书“鄂军都督府”，内部复原了鄂军都督府初创格局。
红楼主楼正面顶部的造型，仍保留“鄂军都督府”几个大字。
刘谦定介绍，主楼望楼原为圆形，形似清代的瓜皮帽。武昌起义后，冯国璋指挥清军在汉口隔江炮轰武昌，刚好一枚炮弹击中损毁望楼，现有望楼为战后重建。
主楼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略低的红色小楼。辛亥革命博物院研究部主任叶先培介绍，这两栋小楼最初为平房，二层为后期加建。主楼背面的红瓦灰墙两层楼房，即原议员公所，又称灰楼。
史迹陈列馆院内景。
1938年武汉保卫战期间，灰楼遭日军轰炸损毁严重。2011年，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，灰楼在原楼体基础上得以全貌复原，现内部陈设《为天下先——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》展览。
“这里竟然有李四光。”7月24日，一名安徽大学生观展时很意外。李四光因被称为“中国地质之父”受到国人敬仰，但他在武昌起义后从北京来武汉，担任鄂军都督府理财部参议、实业部部长的事迹却不被人熟知。
红楼整体采用西方议院建筑风格。有记载显示，其设计师为曾在上海和武汉工作的日本建筑师福井房一。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馆长梁华平先生在《近世文史微探》一书中记载，红楼建筑图纸系照搬江苏谘议局，而江苏图纸则是派人参观日本议院后，参考多种建筑图案仿造设计。
史迹陈列馆外立面，保有当年的造型。
刘谦定表示，日本自江户时代起，通过荷兰学习西方学术、文化、技术，并形成兰学，其建筑风格亦开始西化。湖北谘议局建设时，也曾派人到日本参观，仿照西方议会大厦风格建设。
红楼1910年9月建成。然而颇为讽刺和戏剧的是，这座耗银10万余两，为维护清政府腐朽政权而修建的建筑，仅仅使用了13个月，便被起义军攻占，成为推翻清王朝的战斗指挥部。
起义军在这里成立“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政府”，并宣告废除清朝宣统年号。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大门由此开启。
首义枪声
1911年10月10日，秋夜微凉，武昌城一声枪响划破寂静夜空，发出了推翻腐朽清王朝的信号。
“熊秉坤率队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。”7月26日中午，稚嫩的童声讲解吸引了不少游客。暑期，辛亥革命博物院举办“小小讲解员”夏令营活动。8岁的崔茗煊就读于硚口区水厂路小学，他在网上观看武昌首义视频后，渴望更深入触摸英雄之城的这段历史。经过两周培训，他正式上岗。
一小女孩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馆群像前拍照留影。
7月下旬，记者在武汉白沙洲一个小区里见到了熊秉坤之孙熊永铸，75岁的他身形瘦削、精神抖擞。在他印象中，祖父为人正直、刚毅、大气，行事低调，鲜少向家人提及当年壮举。
“广义上的‘第一枪’，是武昌首义全体革命党人打响的，是时势造英雄。祖父只是其中一个关键角色。”熊永铸说。
游客参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馆。
1911年，熊秉坤26岁，是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一名正目，相当于班长。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共进会在该营的总代表。
起义的过程充满了波折与意外。历史学家冯天瑜先生在《辛亥首义史》一书中写道，武昌新军暴动事起仓促，全国性革命领袖和地方革命团体首脑全不在场，事变由下层人物临场随即启动，带有很大程度的“猝发”性质。
游客在陈列馆了解当年的革命历史。
起义之前，湖北革命有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团体。1911年5月，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消息传到武汉，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和共进会领导人孙武、刘公开始酝酿联合起义。
这之后很长的时间里，武汉三镇笼罩在风雨欲来的紧张氛围中。清政府高度警惕，革命党人秘密活动。
革命党人经过长时间的准备，计划在当年10月6日，湖北湖南同时发动起义，但9月底湖南来讯“准备不足”，起义时间推迟至10月16日。
10月9日，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一处民房赶制炸弹，不慎发生爆炸，他脸部手部烧伤，紧急就医。爆炸引来俄租界巡捕，这里是革命党人的联络点，革命党旗帜、名册等被搜走，起义计划泄露。
红楼正南方，彭刘杨路把首义广场分割成南北两区，路名来自首义前夜就义的3位烈士：彭楚藩、刘复基、杨洪胜。
刘复基是起义的军事筹备员，有“小诸葛”之称，他推动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，是起义计划的主要制定者。彭楚藩、杨洪胜是起义军事筹备员，分别负责信息搜集传递和弹药运输等工作。
宝善里爆炸后，事态紧急，蒋翊武和刘复基、彭楚藩等人在武昌小朝街85号起义总指挥部商定，当晚12时紧急发动起义，但这个计划迅速流产。
深夜，清巡警全程抓捕革命党人，小朝街85号未能幸免。当晚，40多名革命党人被捕，蒋翊武则因穿着像个老学究逃脱。10日凌晨，彭刘杨3人被清政府处决。
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的武昌城微模型。
10月10日，武昌城全城戒严，巡警四处搜捕革命党人。紧张的氛围弥漫至湖北新军的军营内，革命党的基层领导决定，当天就起义。
熊永铸介绍，祖父曾说过，当时，新军内的革命党人多认为，坐以待毙必死无疑，奋起一搏或有一线生机。
10日傍晚，工程第八营内，一名军官发现有士兵荷枪实弹，遂上前质问夺枪。由此，冲突爆发，枪声骤响，全营震动。
熊秉坤见状，当即吹哨集合队伍，率领士兵直奔千米外的楚望台军械库。武昌起义正式打响，新军各标营革命党人纷纷响应，一夜激战过后，革命军占领武昌城。
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战斗场景雕塑。
起义之夜，湖北革命党3位主要领导人，孙武受伤住院、蒋翊武外逃、刘公困在汉口。激战中，起义军推举军事才能出众，曾参加过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吴兆麟担任临时总指挥。他此时的职务是工程第八营队官，相当于连长。
10月11日，革命党人在湖北谘议局建立军政府时，因缺乏有足够威望和资历的领导人，“拉来”时任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的黎元洪出任都督。
一群游客通过陈列馆回顾革命历史。
红楼由此也被称为“鄂军都督府”，为华夏5000年文明拉开一个新的序幕。
枪响之前
百年后的今天，武昌起义“敢为天下先”的精神融入武汉的城市血脉中。而“首义”因何生于武汉，似乎是历史的选择，要追溯到更远的年代。
游客们走过充满历史的廊道。
1895年至1911年，孙中山等领导的革命党人，在广东、云南、安徽、湖南等地先后发动了10多次起义，慷慨悲歌却均遭镇压。
“首义在武汉，是天时地利人和。”熊永铸说。
冯天瑜认为，辛亥首义绝非一只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，短时段首义造因于中长时段社会变革。
3500年前的盘龙城，是武汉的城市之根。1800年前，汉阳和武昌先后建立了却月城和夏口城。之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武汉一直是军事重镇。
随着古云梦泽逐渐消退，江汉平原成型。明朝中期，武汉三镇格局形成，九省通衢的地位凸显，逐渐发展成为区域行政、商贸中心。
湖北谘议局史迹陈列馆还原了当年的办公场所。
19世纪60年代汉口开埠，武汉进入了快速发展期。千年城市文明积淀，中西文化交汇，近代城市快速成型。
提及武昌首义，张之洞无法避开。他为挽救清政府危局殚精竭虑，在武汉修铁路、建工厂、练新军、办学堂，奠定武汉近代工商业、金融、文教、交通基础，却最终为革命做了嫁衣。
他培养的大批“开眼看世界”的新式知识分子和新军，手持他创办的汉阳兵工厂生产的“汉阳造”，打响推翻清政府的第一枪。
曾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（今武汉大学）校长的张继煦论述，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是武昌起义成功的根源。“能成大功，虽为公所不及料，而事机凑泊，种豆得瓜。”
1912年，孙中山访问武汉时，亦曾感慨张之洞是“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”，其主持湖北新政，为辛亥首义奠定人才基础，提供物质条件。
张之洞创建的湖北新军，招募“身体强健，识字、略通文理之人”，仿德日军制组建，开办军事学堂。
而革命党人也早早就盯上了新军。熊永铸介绍，在首义发生前7年多，革命党就定下“抬营主义”，“以最好之同志，投入军中当兵”，带动新军参与革命。
1906年，延续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终结，大批有文化的青年人为谋出路，加入新军，他们更易接受革命思想。
湖北新军由陆军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组成，总人数近1.6万人，起义时加入革命党和有志革命的人数已有4000人。熊秉坤所在的工程第八营，400多人有284人加入革命党。
一游客被起义战士的衣服所吸引。
纵观历史，王朝末年，伴随的总是天灾连连，而政权腐朽，又极大降低了抗灾能力。
1909年到1911年，两湖地区连年水患，粮食减产，民不聊生。1910年，长沙粮价翻倍，曾爆发大规模抢米风波。1911年，武汉三镇“水势浩大，四周一片泽国”。
同期，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灾情。通货膨胀、经济萧条随之而来，军队裁饷，学堂关闭，银行倒闭，民不聊生，而清政府却无力赈灾，形同局外，民众对清王朝的不满到达极点。
武昌起义军布告全国的檄文中写道：全国饥民，数逾千万，迫饥寒而死者，道路相望……乃反观清政府，从未闻有一粟一粒之施。
时间再拨转到1905年，清政府继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后，推出了立宪运动，派员出洋考察，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度，挽救危局，“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”。
1907年，清政府提出在中央设立资政院，在各省筹建谘议局，并于次年下发了具体章程，要求各省成立谘议局、进行议员选举、根据财力，效仿各国议院新筑或改造议事厅。最终，全国各省除新疆外全部成立谘议局。
红楼前身湖北谘议局时期留下的部分文物。
湖北谘议局成立于1909年10月，共选出83名议员，并选址阅马场修建局址“红楼”。至1911年10月10日，两年间，以士绅阶层为主体的议员，认真行使自己的权责，但清政府实际上把谘议局当作一个装点门面的工具，议员们的决议多数流于空谈。
武昌起义后，一些议员迅速转向革命。议长汤化龙在红楼以湖北谘议局名义通电全国，呼吁各省谘议局支持反清革命。
推翻封建帝制的火种，从红楼起舞，烧向全国。
生生不息
红楼作为地标性建筑，见证了武汉的历史变迁，也承载着武汉的城市文化精神。
红楼正面全景。（远景）
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曾说，红楼是湖北武汉的一大优势，一个宝贝。
百年间，红楼的功能几经变换。叶先培介绍，1926年，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武昌后，“总政治部”和“国民党湖北省党部”进驻红楼。1927年3月，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红楼召开。1949年5月，武汉解放后，湖北省委搬入红楼办公，此后的30多年里，红楼一直是湖北省有关部门和组织的办公机关。
1953年，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来武汉视察，在红楼听取湖北省委汇报。
1958年，湖北省委就提出了在红楼建立“湖北省革命纪念馆”的构想，这也是当时一些首义老人的心声。
1961年，国务院公布了首批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红楼以“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”的名义位列33处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之一。
熊永铸介绍，祖父熊秉坤任全国政协委员时，曾就建设纪念馆一事进行提案。1961年，熊秉坤进京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大会，还曾发生一件趣事。
一场座谈会上，熊秉坤、溥仪和1924年率部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的鹿钟麟坐到了一起。3人还搂在一起合影留念，这张照片如今也在红楼展出。
据中新社当年报道，他们谈笑风生，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。熊秉坤对溥仪说：“今天你已改造成为新人，我们都很高兴……希望你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多做一些事，我也要争取多做事。”溥仪说：“我虽然已经55岁了，但正像一个初生婴儿，还要发育长大。”
1979年，宋庆龄为红楼写下“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”和“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”两方匾名。1981年10月8日，红楼正式全面向公众开放。
红楼正面全景。（近景）
李女士在九龙井小区开商店，与红楼做了30多年邻居。她回忆，20世纪90年代，海量游客来到红楼，其中有很多海外华人，他们触摸历史、祭拜先辈。在武汉，租一套革命军军服到红楼拍照成了潮流。
熊永铸说，红楼开馆前，作为一个口耳相传地名符号广为人知，但多数人对其没有具体的历史认知。开馆后，它逐渐被民众了解，成为武汉重要的历史文化地标。2000年前后，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华人来到武汉，都会打卡红楼，它也成了连接海峡两岸、全世界华夏儿女的纽带。
7月16日，15岁的洪蔡忆随家人到武汉度假。这个来自浙江省湖州市的初中生，在历史课上学习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，特意跟妈妈提出，要到辛亥革命博物院打卡武昌起义纪念馆。
如今，辛亥革命博物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、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、全国首批“大思政课”实践教学基地、全国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、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、海峡两岸交流基地、中国华侨文化交流基地、国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、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、国家4A级旅游景区，馆藏文物3.5万件/套。近年来，该院年接待游客百万人次。红楼曾三次登上国家名片——邮票。
史迹陈列馆院内（局部）。
小红书上，一位武汉网友分享，对武汉人而言，红楼不只是一个景点、一段历史。“它是父母跟我们讲的，我们再和孩子讲的，武汉人骨子里的英雄气概……如同长江般生生不息地流淌在血液里。”
夏日傍晚，暑气微消。走出庄严幽静的红楼，在首义广场上自由穿梭的微风中，小儿蹒跚学步、学生嬉笑追逐、青年踩着滑板飞掠、夫妻挽手漫步、老人踏乐起舞……人间烟火气，在暮色中悠然升腾。
天色渐暗，行至红楼东侧的首义公园，登上蛇山。
俯瞰，隐入葱茏绿荫之中的百年红楼，受精心呵护，相貌依旧；
环顾，百年间，大城崛起，两江四岸，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，百舸争流；
远眺，百年后的今天，这座拥有14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，如同穿城而过、奔涌向前的长江，正昼夜不息、奋进向前。
(长江日报记者孙笑天 摄影：记者胡冬冬)
【丁翾】
【来源：长江日报】
声明：此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若有来源错误或者侵犯您的合法权益，您可通过邮箱与我们取得联系，我们将及时进行处理。邮箱地址：jpbl@jp.jiupainews.com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