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到深圳时，胡野秋把行囊放在巴登街一处逼仄的出租屋里。多年以后，当他坐下来书写深圳的地名故事时，第一篇正是从这条街道开始。8月26日，胡野秋新作《落脚之地》全网首发，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地名随笔，更是一份关于深圳的心灵地图。
“地名里有生活的体温，我试图在深圳地名里寻找城市的灵魂。”胡野秋在接受深圳晚报记者专访时说。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，人口流动迅疾，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每天都在闪烁，但地名却像暗流一样，在时间深处默默地记录着这座城市的生长与变化。
从“巴登街”开始
深圳晚报：这本书名为《落脚之地》，第一篇巴登街就是您来深最初的租住之地，这是有意为之的吗？
胡野秋：这里的“落脚之地”有双重意义，巴登街固然是我真正意义上的“深圳起点”，是我最初的栖身之所——潮湿的楼道、狭小的房间、晚风里街边的啤酒碰杯声，是我个人记忆的起点，它承载着漂泊之后的安顿，以及“在哪儿放下行囊，就在哪儿开始生活”的生命体验。但它又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记忆，也是一代外来者在深圳的共同经验。所以它的第二重意义，是城市的精神归宿，是无数外来者在深圳扎根的隐喻。从更宏观的角度看，地名不仅仅是地理坐标，它是一座城市历史、人文和情感的沉淀。那些听起来寻常甚至俗气的名字，往往隐藏着一段迁徙史、一段兴衰史，或一个家族代代奋斗的痕迹。深圳作为移民城市，“落脚之地”意味着千万人在此汇聚，把各自的记忆与梦想留在这片土地上，共同织就城市的文化脉络。
《落脚之地》既是个体的落脚，也是城市的落脚；既有作者个人的私人叙事，也有深圳这座城市的公共记忆。它把“小我”的安身与“大我”的城市精神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种温柔而深远的双重意涵。
把它放在书的开篇，是希望用它来提示读者：深圳的故事，也是普通人落脚、生根的故事。
地名背后的人格化叙事
深圳晚报：我注意到您在写地名的时候，会有意穿插一些深圳人的故事，为什么要这样写？
胡野秋：我们知道，地名本身只是一个坐标，它只有和人产生联系，才会真正鲜活起来。任何历史、地理的叙事，最终都会归依到人，因为无论城市与乡村，都是因人而设，也是为人创造的。
比如我在写巴登街的时候，眼前总会闪现那些普通的面孔，包括洗头妹、店小二等等；我写八卦岭时，不只是讲这个地方的地理与传说，更写了当年在那片区域奋斗的小商贩、印刷工、设计师。通过这些人物的剪影，地名才不至于成为抽象的名词，而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生命故事。
此外，从阅读的角度，人物故事会让地名丰满、灵动。深圳是人的深圳，地名只是入口，进入之后，我们迫切期待看到的还是富有烟火气的芸芸众生，和他们的柴米生活。
用零碎的线索串联深圳故事
深圳晚报：在后记中您写道，很多地名很难考据。您是怎么把这些地名和故事提炼出来的呢？
胡野秋：做深圳的地名考据难度超过其他很多城市，很多地名源头模糊、文献稀少。我的方法一方面是阅读仅有的几部地方志、档案，另一方面是走访老居民，听他们的口述记忆。有些地名没有唯一的答案（比如“巴登”“羊台山”等），但我更关心的是它们如何在城市的语境里流传、变形，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名词。写作时，我常常要在考据与文学性之间寻找平衡，把一些零碎的线索、记忆提炼为更有意味的叙事。
深圳晚报：写完这本书，您对深圳的看法和感受有什么变化吗？
胡野秋：地名、老村落、旧街道，像是城市留下的岁月印记。隐藏在地名背后的，是一代代人留下的脚印，这些脚印时刻提醒我们：深圳不是一座凭空而起的城市，而是由古村、山水、迁徙、奋斗共同编织而成的有机体。写完之后，我更珍惜这座城市的“人文根系”，它让我觉得深圳并非只有未来，也同样有深沉的过去。
深圳带给我无限创作冲动
深圳晚报：您的《深圳传》深受欢迎，这本书也写下了深圳不为人知的历史与故事。您接下来的创作还会聚焦深圳吗？
胡野秋：其实，在我心目中把这本书视为《深圳传》续篇，或者叫姊妹篇。
深圳一直是我的“写作原乡”，我在这里生活的时间，是我在故乡的数倍，可以说这里是我从青年过渡到中年乃至老年的人生现场。这里有太多值得记录的故事，关于土地、关于人，也关于梦想的记忆。
深圳还远没有写完。对我来说，它是一座不断生长、不断更新的城市。我希望继续探索，我相信，在深圳的每个“落脚之地”都还藏着许多未被发现的故事。
接下来的创作，我还会延续对深圳的关注，但可能会尝试不同的角度和写法。以前我更多地用非虚构来写深圳，未来还可能会写关于深圳的小说、戏剧。总之，深圳让我有无限的创作冲动。
深圳晚报记者 马君桐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