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90元”（耒阳方言读“块”）老师走了。在那个桂香初泛的秋日，他静静地合上了疲惫的双眼。消息传来时，我正站在办公室的窗前，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，手中的茶杯微微一颤，洒出几滴温热的水珠，像极了来不及落下的泪。
更让人心碎的是，他八十多岁的老父亲，那个总是坐在门前石墩上盼儿归家的老人，因承受不住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，次日也随他而去了。父子俩的离别，只隔了一日苍茫，就像秋日里相继飘落的两片树叶。
我们几个同窗原本约好，这个周末就去看望刚得知患癌的周老师，连水果和营养品都准备好了。谁知命运弄人，连这最后一面都不肯给予。他才五十三岁啊，粉笔灰染白的鬓角还闪着智慧的光泽，就这样匆匆撒手——放下尚未成家的儿子，放下体弱多病的妻子，放下写了一半的教案，放下他牵肠挂肚的一届届学生，走了。生命如此脆弱，像秋蝉薄翼般在阳光下碎裂。
周老师本名周术华，是我初中时的班主任。他这一生，是用粉笔丈量生命尺度的一生，是烛泪成灰仍不肯熄灭的一生，更是用微光点亮星辰的一生。如今烛火虽灭，但那温暖的光亮，却永远闪耀在每个学生心灵的深处。
很多人叫他“90元老师”——这个绰号比本名更响亮。在20世纪80年代，他用九十元的月薪，撑起了一家老小的温饱。他每次都响亮地应着这个称呼，眼角笑出细密的皱纹，从不以为忤。许多学生、家长，甚至乡邻，只知他叫“90元”老师，竟渐渐淡忘了那个本该被郑重记住的名字——周术华。
他教我们物理，几乎年年都担任毕业班的班主任。他个子不高，精悍而腼腆，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藏蓝色西装，领口总是熨得平整，却不系领带，脸上总挂着谦和的微笑。他讲话语速极快，一句追着一句，如急雨敲窗，似放机关枪，不容人插话。他的外壳是严厉，内核是对每个学生未来的深切守望。
那时我担任班长兼学习委员。记得那年秋天，学校组织勤工俭学，去六公里外的观山坳煤矿挑煤炭。周老师把名单递给我时说：“这次由你全权负责。”那眼神里的信任，至今想起仍觉温暖。
那天天气炎热，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，踩着崎岖的山路，挑着箩筐逶迤而行。汗水浸透了衣衫。我前后照应，点名计数，分配任务，未出半点差池，圆满完成任务。返程时，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同学们虽然疲惫，却个个脸上洋溢着自豪的光彩。那些稚嫩的肩膀挑起的不仅是煤块，更是一个时代的重量与希望。
他对自己的学生格外爱护。我们当时就读的是山旮旯里的乡村中学，校舍破败不堪，窗无玻璃，冬来北风如刀刮，夏至蚊蝇吸人血。记得那年初冬，他见我被褥单薄，默不作声地从家中抱来厚厚一捆稻草垫给我。那捆稻草带着阳光的味道，垫在身下软软的，暖暖的。那一垫，垫暖了整个冬天，也垫高了我对师者仁心的理解。
也正因他的恪尽职守，那一届我们班四十多人，竟有十多人考上了省重点中学与中专，创下校史纪录。放榜那天，他笑得比谁都开心，眼角的皱纹像极了绽放的菊花。他用一支粉笔，为山里的孩子画出了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路。
考入省重点高中后，我继而读大学、参加工作，终日忙碌，与他联系日稀。唯在心里，始终存着一份惦念。
后来，一次出差途中，我突然接到他打来的电话。他说在电视新闻里看见我，高兴得很，特意打电话来鼓励。话筒那边，他笑声朗朗，我却隐约觉出些什么。年后才知他已患癌多时，却一直瞒着亲友。他把体面留给了别人，把苦难留给了自己。
我们几位同学匆匆约好，定于周六去探望。却未曾料想，周四下午，噩耗先至。生命有时就是这样仓促，连告别的时间都不肯给予。
次日，我们驱车赶往他的乡下老家。灵堂静穆，他的遗像依然微笑，那笑容温暖如昔，仿佛还在对我们说：“要好好读书。”而像前，黑漆棺木刺痛了每个人的眼。我们俯身叩首，默默祷念：老师，一路走好。
同学们纷纷掏尽随身所有，塞进师娘颤抖的手中。师娘泪如雨下，而我们点燃礼炮，声声震天，是为他送行，也是向一个清贫而丰盈的时代作别。
如今，每当我走过学校教室窗前，听到里面传来的读书声，总会想起“90元”老师。他就像山间的一盏灯，光虽微弱，却照亮了整个山谷。而那些被他点亮的心灵，将继续发光，照亮更多人的人生。
我时常想起他那洗得发白的西装，想起他批改作业时微驼的背影。他让我明白：生命的价值，从来不是以拥有多少来衡量，而是以给予多少来计算。
“90元”很少，只能勉强撑起一个家的温饱；“90”元很多，多到足以点燃一个人最宝贵的青春。他用“90”元的月薪，活出了无价的人生。
文：李骥
